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毕业证样本
1999年7月2日的上海，漕宝路121号的梧桐树荫把整条校园路罩得满是凉意，老档案室的铁皮柜门被轻轻拉开，72岁的冶老钢从柜顶的旧铁皮工具箱里取出一块磨得发亮的黄铜校准片，铜面上刻着细密的轧钢机辊缝对位刻度，边缘带着常年摩挲形成的温润包浆——这是他用学校早年淘汰的500型轧钢机辊缝校准块余料亲手打制的，整整四十五年，每一届的毕业证骑缝章对齐，都要靠这块校准片来定位置。那一年，1368名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证，都在这块黄铜片的陪伴下，盖上了属于上冶高专末代毕业生的专属印记。
1996年的秋天，我拖着铺盖卷站在漕宝路121号的校门前，眼前的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是整个上海西南郊漕河泾一带响当当的工科招牌，校门口的两排悬铃木长得遮天蔽日，空气里飘着不远处上钢八厂飘来的淡钢铁味，混着校园里图书馆前的梧桐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三年，我会在这所从1954年重工业部上海冶金机械工业学校一步步走来的传奇校园里，把“钢铁报国”四个字，从入学第一天开学典礼上的口号，变成扎进上海宝钢热轧车间的滚烫青春。轧钢实训楼的走廊里还留着往届学长用粉笔写的轧钢参数打卡便签，金属压力加工实验室的门永远半掩着，里面的轧钢试验机的指示灯从早到晚亮着，车间里的冷却水汽味混着食堂飘来的上海排骨年糕香，成了我大学最初的嗅觉记忆。
我们这一届入学的时候，冶专刚刚在前一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示范性普通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金属压力加工”“生产过程自动化”这些专业，在整个上海冶金系统里响当当，毕业生还没出校门，各大钢厂的人事科就已经守在实训楼门口抢人。第一堂课老师没有直接讲轧钢力学的公式，而是抱来了一块1958年第一届冶专毕业生亲手轧出来的钢板样块，指着上面细密的轧制纹路说：“你们的课堂不止在这间教室，还在宝钢的热轧车间里，在上海每一座钢厂的转炉旁，在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脊梁线上。”后来我们真的把实训课搬到了宝钢的热轧车间，跟着轧钢师傅学习调整辊缝参数，第一次亲手调整完参数轧出的钢板厚度误差小于0.02毫米那天，整个小组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1000度钢坯的热浪里，抱着测温枪笑得直不起腰。
1997年春天，校园里的实训配套脚步往前迈了一大步，上海高校自控实习中心正式在学校落成，这套设备在整个上海都属于最顶尖的水平，德国科堡高等专科学校的交流专家定期来到学校讲课，我们第一次跟着外籍专家学习最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在全新的自动化实验室里，第一次独立调试完整条模拟轧钢生产线的运行流程，生产线顺利启动的那一刻，整个实验室里的同学都忍不住拍手叫好。那段时间校园里的钢铁报国氛围浓得化不开，轧钢专业的同学抱着轧钢工艺手册在梧桐树下背参数，液压专业的同学蹲在实训台边反复调试油缸的密封精度，生产过程自动化专业的同学抱着电路板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整个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冶金技术人员，把每一个辊缝参数、每一项液压精度，反复打磨到分毫不差。也是这一年，学校的图书馆新楼正式落成开馆，4800平方米的新馆里藏着25.9万册工科藏书，我们第一次走进明亮的新图书馆，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翻着泛黄的冶金专业旧书，指尖拂过前辈们留下的笔记，仿佛能摸到新中国钢铁工业一路成长的滚烫脉搏。
1998年，我们的实习足迹踏遍了上海的各大钢铁厂。在宝钢的2050热轧车间，我们跟着全国劳模级别的轧钢师傅学习精轧机组的操作，第一次独立完成整卷钢卷的轧制，看着平整光亮的钢板从生产线末端缓缓送出来，连车间里的热浪都变得格外亲切；在上海第三钢铁厂的中板车间，我们跟着老师傅处理轧制过程中的突发故障，凭着在学校里练了几百遍的排障经验，只用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液压系统的故障点，车间主任拍着我的肩膀，当场就给我发了留用意向书；在梅山冶金基地的炼铁高炉边，我们跟着炉前工记录高炉的出铁参数，看着火红的铁水顺着铁沟流淌出来，把整个车间都映得通红，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这一年，学校的管理体制正式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划转到上海市教委，我们这批大三的学生，成了划转之后的第一届应届毕业生，所有人都知道，冶专的历史正在我们脚下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即将成为这所老牌冶金名校，最后几批带着“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名字毕业的学生。
1999年的春天，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的毕业设计全部对接上海各大钢厂的真实生产难题，有人带着自己设计的热轧辊缝优化方案，让合作车间的钢板成材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有人把自己整理的液压系统常见故障排查手册，做成了车间里人手一本的实操工具书；有人在上海市冶金系统职业技能大赛的轧钢赛项里，拿回了全市第一名的证书。那段时间冶老钢守在档案室里，每天戴着老花镜整理往届的毕业证存根，他怕年轻老师对骑缝对齐的尺度拿不准，特意把那块黄铜校准片用煤油反复擦拭，放在那只从老轧钢车间里拆下来的铁皮工具箱里，放在档案室最顺手的橡木工作台上。他说，你们这届是最后一届以“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名义毕业的学生，等明年学校就要和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这张毕业证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就算一千三百多张毕业证，也不能让任何一张的骑缝章歪半分，这是给冶专四十五年的办学历史，给孩子们三年里上千次轧钢操作、无数个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的夜晚，最起码的尊重。他还记得1958年学校从上海冶金机械工业学校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那天，他站在档案室的窗口，看着第一批大专部的新生走进校门，手里攥着的就是这块刚打磨完成的黄铜校准片，从那天起，这块带着轧钢机辊缝对位刻度的铜片，就注定要见证每一届毕业生，带着钢铁般的意志，扎进新中国的冶金工业一线。
7月2日的毕业典礼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我穿着洗得微微发白的蓝色帆布工作服站在毕业生队列里，听着校长在台上致辞，他说你们是冶专最后一届毕业生，你们的毕业证上，永远印着“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这十个字，你们要把冶专人“精工冶钢、报国兴邦”的精神，带到中国钢铁工业的每一个岗位上去。开场的大合唱《冶金工人之歌》响起来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偷偷红了眼眶，暖场的老照片里闪过1959年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闪过我们在轧钢车间里沾满油污的手套，闪过新图书馆落成那天全校师生的合影。那天冶老钢也坐在档案室的工作台前看完了全程，他看着操场里一张张晒得黝黑却满是朝气的年轻面孔，用细棉布轻轻擦了擦手里的黄铜校准片，铜面上的轧钢机辊缝对位刻度在窗外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
上台接过毕业证的那一刻，我指尖抚过暗红色封皮上烫金的“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字样，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大一第一次走进轧钢实验室时，连辊缝参数都调错的样子，想起在宝钢热轧车间里，第一次轧出合格钢板时的欢呼，想起去年在梅山冶金基地，看着火红铁水流淌时的心跳。我低头看见毕业证骑缝的位置，那道笔直的印章痕迹，和我三年里在轧钢工艺手册上反复画过的基准线、在辊缝校准块上反复核对过的对位刻度线，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这一年我们这届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8.7%，超过九成进入上海各大冶金系统的核心岗位，我们带着这张印着笔直骑缝章的末代冶专毕业证，从漕宝路121号的校门出发，走进了宝钢、上钢、梅山冶金的各个车间，成了中国钢铁工业腾飞浪潮里，最坚实的一批技术骨干。
后来我留在了宝钢的热轧车间，成为了一名轧钢高级技师，每次站在主控室里调整轧钢机的辊缝参数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在学校里，冶老钢拿着那块黄铜校准片，对着我们说“冶专人的每一次对位，都要对准钢铁工业的基准线”的场景。上个月宝钢的技术交流会议上，我碰到了当年的老同学，我们相约一起回了漕宝路121号的老校区，隔着老教学楼的窗户，看见冶老钢正带着年轻的档案员，把那块磨得发亮的黄铜校准片压在新的毕业证上，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斜照进来，落在铜面的轧钢机辊缝对位刻度上，和四十五年前他第一次拿起这块校准片时的光，一模一样。他说，这块用500型轧钢机辊缝校准块余料打出来的校准片，已经陪着他走过了四十五年的冶金教育时光，从最早的重工业部上海冶金机械工业学校，到现在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这间档案室里拿走那张校准好骑缝章的毕业证，然后带着在漕宝路练出来的硬核技术，散进全国的各大钢铁厂，成为支撑中国钢铁工业不断向前的细碎却坚实的力量。
那张1999年的末代冶专毕业证，我至今放在我宝钢办公室的铁皮文件柜最上层。它封皮上的校徽印得清晰，骑缝章的线条笔直得像当年轧钢机上反复校准的辊缝基准线，它不只是一张证明学历的纸张，里面藏着1996年秋天漕宝路校门口的第一缕带着钢铁淡味的秋风，藏着金属压力加工实验室里亮到深夜的试验机指示灯，藏着新图书馆里25.9万册工科藏书的墨香，藏着毕业典礼上满场的《冶金工人之歌》，藏着冶老钢手里那块黄铜校准片的温度，更藏着我们这一届1999届末代冶专人，在三年时光里，把“钢铁报国、精工兴邦”的冶专精神刻进骨子里的滚烫青春印记。直到今天我站在热轧车间的主控室里，看着平整光亮的钢板从生产线末端缓缓送出来，就会想起那年拿到毕业证的下午——我们从漕宝路121号的梧桐树荫下出发，带着一身打磨好的轧钢本领，最终成了中国钢铁工业里，最值得信赖的新时代冶金人。
